川蜀税务（四川税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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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05-14
• 2、关于南宋集市发展的论文
• 3、宋朝时一年税收多少

2019-05-14

      南宋名将吴玠、吴璘及其后裔在陕西宝鸡

                                  快乐有趣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历史绵绵不绝。在五千年间，光耀于世，众多的英雄人物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段华采乐章。这些英雄人物中，就有在陕西宝鸡作战的南宋名将吴玠、吴璘。2019年初，我与几位朋友去大散关及古战场和尚塬，专门来此凭吊南宋名将吴玠、吴璘。

              吴氏兄弟像前三鞠躬

        地处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的大散关，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古代雄关。古代大散关位于汉中、巴蜀的官道，也是古代秦蜀间早期开辟的交通要道。它是秦蜀诸栈道中保持驿路地位时间最长的一条交通干道。散关道在唐代辟为驿路。散关道也称故道或陈仓道，古代中国统一王朝，无论定都长安还是开封、北京等地，散关道都是京师连接川、藏、云、贵等大西南各省份的交通纽带。南宋著名诗人陆游著有《书愤》其一“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因其扼南北交通咽喉，自古为“川陕咽喉”、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上，散关道上屡次发生战事。楚汉相争时，汉王刘邦采纳韩信之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自汉中，经散关，由故道，出陈仓，还定三秦。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统率大军出散关，经故道，夺取汉中。公元228年，诸葛亮出兵散关，围陈仓20天，终因粮尽而退返。南北朝分裂割据时期，散关成为各路兵家争夺的主要军事目标。宋时，金兵南下，进犯陕川，宋将吴玠、吴璘兄弟聚兵扼险于散关固守，打败金兵多次进攻。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吴氏兄弟与金兵在此又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屡立战功，名垂千古。

       大散关因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以来是关中四大关隘之一。 如今大散关已是供人参观游览的名胜风景地。昔日金戈铁马、人嘶马叫的滚滚战火，早已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消失在历史的风烟里。曾经的秦、蜀往来的咽喉要道——关中西大门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关隘，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快捷舒适的现代公路和现代铁路。

       我与几位朋友去大散关。眼前一座五间二层敌楼，横锁关上。敌楼上有大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大散关”三个行草大字，古朴凝重，浑厚遒劲。敌楼北墙上是巨幅山水画《大散关图》，为游人展示了古大散关的风采；南墙上是工笔重彩画《抗金图》。后人为纪念吴氏兄弟，在关西修有吴公祠，吴玠、吴璘兄弟雕塑在大散关巍然而立。我们围在像前向吴氏兄弟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参观了古大散关的历史遗存。

       “三秦散关雄千古，二吴豪气传万年。”从留在大散关的这副对联中，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吴氏兄弟的满怀豪情。

        据史料记载 ，吴玠（1093～1139） 南宋抗金名将。字晋卿。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迁居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善骑射，曾读经史，凡往事可师者，皆录于座右，墙牖皆格言。少时参加泾原路军，靖康初，曾与西夏军作战，有功。建炎二年（1128），金兵入陕西，吴玠力战屡胜。张浚经营川陕，升吴玠为统制。建炎四年，吴玠进兵收复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受任为权永兴军经略使。同年，富平（今属陕西）之战失败后，他和弟吴璘收散兵，扼守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绍兴元年的时候（1131），金将没立、乌鲁、拆合来攻，败去。完颜宗弼集结重兵，再度来攻，吴玠率部选劲弓强弩，轮流发射，箭密如雨，号为“驻队矢”，大破金兵，以功拜镇西军节度使。绍兴三年，金将完颜杲绕道攻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吴玠等退守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阻金军入蜀之路。四年，宗弼、完颜杲攻仙人关。吴玠等在关旁预先整治战场，称杀金平，一战大胜，全军从此不再进窥四川。吴玠以功升任川陕宣抚副使，进检校少师，奉宁、保定军二镇节度使。吴玠官至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死后，谥武安，淳熙年间追赠涪王。

吴璘 （1102—1167）南宋抗金名将。字唐卿,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绍兴初与兄吴玠守和尚原、仙 人关,击败金兵。金完颜亮部南侵,他领兵督战,收复秦、凤等路所辖十六州军,守蜀有功,官进太傅，封新安郡王。

建炎三年（1129年），吴璘与兄长吴玠同时被陕西宣抚处置使张浚所赏识。此后兄弟二人并肩作战，同受升赏。兄吴玠去世以后，吴璘接替哥哥的使命，成为陕西抗金的主力部队，被升任龙神4厢都指挥使。绍兴十六（1140年），正当宋高宗和奸相秦桧庆祝“和议”成功的时候，金人撕毁和约，分兵四路在主帅金兀术的指挥下，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金兵很快占领河南、陕西的许多州县。接着，金将撒离喝率领西部金兵，强渡黄河，攻占长安，直趋凤翔，情况十分危急。但在吴璘的正确指挥下，此战首战大获全胜，打击了金军的嚣张气焰，阻止了敌人的西进，挽救了全陕的危局。朝廷升吴璘为镇西军节度使、并授予侍卫步军都虞侯。吴璘在对金军的作战实践中，也总结创新了一种新战法，名叫“垒阵”，专门打击敌人的骑兵冲锋队，行之有效，屡挫金军，在西北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吴氏兄弟为国为民征战川陕，屡建殊勋，其报国忠良受到南宋朝廷的格外器重和宠信，其民族气节也深得两地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吴玠于淳熙年间被追封为涪王，谥号“思烈”，又谥“武安”，时人在仙都关为他建庙祭祀，今宝鸡市大散关仍然遗存有为他建立的大王庙。吴璘死后享赠太师荣衔，被追封为信王，谥号“武顺”，蜀人建有“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川陕人民至今不忘吴玠吴璘兄弟的不朽功德。《辞海》收有吴玠、吴璘条目。他们保境安民的伟大功绩，永远铭刻在宝鸡人民心间。

              吴氏兄弟鏖战和尚塬写春秋

       和尚塬位于秦岭之巅。秦岭是中国人的始祖炎帝生活居住之地，炎帝也就是烈山氏，号神农氏，又称赤帝，华夏始祖之一，与黄帝并称为中华始祖，他制耒耜，种五谷。立市廛，首辟市场。治麻为布，民着衣裳。作五弦琴，以乐百姓。削木为弓，以威天下。制作陶器，改善生活。尝百草,采药救人，为华夏儿女所敬仰，以致我们中国人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和尚塬在今天嘉陵江源头景区内的一处凹地，整个大散关只有那里才比较平坦，而且距离大散关的前方战场较远，是屯兵的绝佳地段，这也印证了历史所记录的吴氏兄弟的作战方略。只不过当时的战线可能从现在的宝鸡戴家湾一带一直延伸到甘肃天水，大散关一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据宝鸡县志记载：和尚在塬宝鸡县城西南六十里，大散关之东，由上神岔入山，逾大王岭，涉东峪河，至原三十里，其形边仰中凹，广袤约千亩。昔日这里烽烟四起，金戈铁马；如今这里已是绿草如茵，牛羊成群，一片祥和景象。

       从和尚所塬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其与大散关同样险要，二者是不相上下。史料记载：和尚最塬为要冲，自原以南，则入川路散；失此塬，是无蜀也。由此可见此塬在当时战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建炎四年（1130年），吴玠 被时任川陕宣抚使的张浚用为秦（州）凤（翔）路副总管，兼凤翔知府，始离曲端的泾原军，独当一面。吴璘升任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康州团练使。这年八月，张浚部署富平会战，全线溃败，泾原、陕西五路纷纷投降金兵，张浚退往阆州（今四川阆中）。忠于职守的吴玠、吴璘兄弟在危亡关头秉承民族大义，率领誓死保卫关陇的血性男儿，歃血为盟，死守大散关东面的和尚塬（今陕西宝鸡西南）。为固守计，吴玠兄弟高举王师旗号，收集残兵散勇，编营列栅，积粟屯草，决心以父老乡亲为后盾，凭隘扼险，与金兵决一死战。

       渡江追袭高宗赵构的金人被岳飞、韩世忠打败后，随即将进攻重点转至陕西，企图打开汉中入蜀通道，先占四川再灭宋，没想到在陕西遭到与东路一样的顽强阻击。绍兴元年（1131年）五月起，金兵两次强攻和尚塬，都被吴氏兄弟率领的数千之众所击退。十一月，敌军统帅金兀术会集诸路将兵十余万，自宝鸡连营百余里，垒石为城，造桥渭水，对和尚塬发起第三次围攻。吴玠居高临下，沉着应战，分兵把隘，轮番排射，并不时调兵遣将，率骑四出突袭，用声东击西战术围追堵截，驱敌于埋伏圈聚而歼之，把金兵打得晕头转向。经过三天浴血激战，宋军生俘将官甲士、缴获铠盔粮草均以万计。厮杀中，金兀术在神坌误中吴璘伏击，身中两箭，吓得脱掉战袍，剃掉胡须，趁着黑夜逃回燕山，吃了入侵中原以来的最大一次败仗。战斗中，凤翔百姓纷纷筹运粮食支援；抗金报捷，又连夜赶往前沿阵地犒军，可谓兵民同仇敌忾。和尚塬一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入侵者的气焰，大长了宋军的威风，也彰显了吴玠的军事才能。有关这场保卫战及英勇之师的许多神奇故事，在当地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来。

       和尚塬大捷后的两年内，朝廷相继授予吴玠定西（今甘肃）军节度使、陕西诸路都统制之职，节制兴州（今陕西略阳）、文州（今甘肃文县）、龙州（今广西左江）。吴璘于绍兴二年（1132年）提升为泾原路马步军副都统，专守和尚塬。绍兴四年改守仙人关。其间，又在饶凤关出奇制胜，在仙人关大破金兵。西北屏障一如铜墙铁壁，巍然屹立。金人觊觎川蜀，因有吴玠兄弟首当其冲，屡屡望而却步，始终没能如愿。宋军以少胜多，重创金军主力，鼓舞了宋军的士气，扭转了富平战败的局势。其后，金军在进攻饶凤关、仙人关等地时，由于吴玠、吴璘兄弟所率部队顽强抵抗以及当地人民的支持，又遭到惨败，被迫退回凤翔，暂时放弃了攻入四川的企图，使其重点进攻遭到失败。此战对金军的打击是非常重大的，是其灭辽破宋以来遭到的第一次大惨败，所以有的历史记载说：“金人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兀术之众，自是不振。”和尚原之战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凝聚了当地人民冒死支持宋军的心血。《宋史·吴玠传》上说，“玠在原上，凤翔民感其遗惠，相与夜输刍粟助之。玠偿以银帛，民益喜，输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杀之，且令保伍连坐，民冒禁如故。”吴氏兄弟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俩总是身先士卒，团结将士，共固抗金。和尚原大战时，吴玠、吴璘仅靠富平之战后所收集的数千散卒扼守关口，敌军则有十余万，数倍于我。且和尚原远离内地，供给没有保障，有人想劫持吴氏投降金兀术。在此危急关头，吴玠深明大义，召集诸将勉以忠义，以诚感泣诸将，使上下一心，积粟善兵，列栅死守，终于击败了强于自己的金军，遏制了金兵南下破宋之势。和尚塬之役是南宋时期保卫川陕的一次重大战役。也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列之一。

            南宋名将吴玠、吴璘后裔在陕西宝鸡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吴氏兄弟子侄屏卫川陕近80年，为南宋立下中兴辅佐之功。吴氏根在甘肃庄浪，但在陕西宝鸡也广有分布 。

       据陕西宝鸡市政协文史员、吴氏后裔吴正茂介绍，他们吴氏的家谱现存有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庚子谱一套，分仁、义、礼、智、信 5册共 60卷。 族谱显示，吴玠的子孙起初依附先王，居住在兴州（今略阳）、利州（今广元市）一带，因吴曦叛宋的问题，第七世孙、湖州路儒学教授、吴扶的 孙子吴伋自利州迁至秦凤路凤翔府虢县古虢阙弯居住，这个迁居之地，即今陈仓区虢镇光芒村。至十一世分三支，一支守阙弯先人庐墓，一支迁入 原宝鸡县众安里第二营（今陈仓区周原镇第二村），一支分籍入八鱼里淡村堡（今渭滨区八鱼镇淡家村）。分籍在今宝鸡市渭滨区八鱼镇、陈仓区 周原镇以及甘肃省灵台县百里镇、麟游县酒房镇吴家大庄的吴氏后裔，为涪王吴玠次子吴扶的后裔；而今凤翔县南指挥镇上郭店村、彪角镇冯家村 的吴姓人，则为吴玠三子吴撝的后裔。

       吴正茂是渭滨区八鱼镇淡家村人，目前在八鱼镇和周原镇的吴氏后裔共 5700余人。陈仓区周原镇第二村约 2200人；最早迁入地虢镇光芒村有大约 200人。另外，吴氏后裔因作宦、营商、灾荒等原因，历代都有迁移。今甘肃省灵台县百里镇、麟游县酒房镇吴家大庄、四川兴文县九丝城镇、凤县平木镇 吴家庄以及陇县苏家原的吴氏后裔，为吴氏在外较早和较大的分支。吴氏后裔现在宝鸡已传至34代。名将后裔出人才 796人，名将后代，可谓人才辈出。吴玠的次子、第五世祖吴扶就以文采名。吴氏后裔鉴于吴曦事件，不复知兵，而以文史传 家。故后世陕西宝鸡、凤翔县两地吴氏后裔，在宋、元、明、清四朝，勤于科举，出了不少文人，成为西秦望族。其中，取得各类官职的有 400人，取 得学位的有 396人。 例如，经他统计，宝鸡吴氏后裔历朝历代取得功名者达 796人，有进士 10人，举人 23人，贡生 51人，秀才 174人……七品职衔与捐官 61人，刺 史、知州10人，知府 8人，知县、府尹 23人，主簿 21人……“水洛分籍宝鸡吴氏发展到现代，依然出了不少名人，在宝鸡，有负责地方税务工作 的，有知名作家和市政协委员，他们筑梦新时代，正在为陕西宝鸡四城建设做贡献。

关于南宋集市发展的论文

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演变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转载）

两宋时期,乡村集市在各地广泛兴起,持续发展,不仅直接推动了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而且对小农家庭的生产和生活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有关宋代乡村集市发展的一般情况,学术界大多是在探讨市镇和区域经济时附带涉及。①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市场形态、活动特点及其与农村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作一番专门考察和分析。 　

一、集市类型与形态的变化 　

宋代乡村集市的发展,总体上经历了由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的过程。北宋时期,各种集市的大量涌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农村集市贸易零散、孤立的状况。宋室南渡后,在集市数量进一步增加的同时,其市场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尽管不少集市仍停留于传统的小规模、临时性村落交易点状态,但更多的集市逐渐发展成为较成熟的期日市和常设市。

应该说,期日集市并不是宋代才出现,但它作为农村集市贸易的一种基本形态,是在南宋时期才全面确立起来的。从活动类型来看,具体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性的定期集聚交易,属于最常见的期日集市。由于各地在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市集的周期也有长有短。其中,周期短的一般为间隔两日或一日。南宋中期,有人在谈到江浙一带的集市情况时说:“荆吴俗,有取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谓亥市。”②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叶廷珪也提到,江南东路池州一带的乡村,“聚落至有期日墟集处,谓之子午会。”③按照干支记日法推算,所谓亥市和子午会,都是每隔两日一集,只是在市日的具体安排上有所不同:前者是逢寅、巳、申、亥日市集,后者是逢子、卯、午、酉日市集。另据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三载,蜀中有“痎市”,“间日一集”。显然,痎市是周期更短的隔日市,已接近常设市形式。虽然吴氏所说是北宋时期的情况,但考虑到南宋时期川蜀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又有进一步发展,痎市之类的隔日市亦当更为活跃。周期稍长的期日集市,则是三数日一集。如淳熙二年(1175)九月,两广臣僚上言:“有号为墟市者,止是三数日一次市合。”④在部分偏僻和落后地区,市集周期往往在五六日以上。如地处海南岛的昌化军和吉阳军,前者“地狭民稀”,当地黎汉等族“约定寅、酉二日为墟市”⑤;后者更显荒凉,“境内止三百八户,无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区黎洞贸易,顷刻即散”⑥。另一种是与灯会、庙会等地方风俗和节日活动相结合的商品交易集会,属于特殊形式的期日集市。这类集市一般每年定期、定点举行,虽然间隔时间比较长,但相对于日常性期日市,具有规模大、范围广的特点。如正月十五元宵节,绍兴府会稽县每年都要在府城外的开元寺前举办灯会,由此吸引了大批周边州县的商人,甚至还有不少海外舶商,交易极为兴盛。“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⑦二月初八是民间所传弥勒佛降生日,庆元府奉化县岳林寺要举办“道场”,信徒云集,商贾辐辏,“百工之巧,百物之产,会于寺以售于游观者万计”⑧。四月十五日,平江府昆山县举办马鞍山山神神诞祈会,“它州负贩而来者,肩袂陆续”⑨。在川蜀部分地区,大型定期商品集会尤为活跃,而且彼此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分工。如成都府每个月都有主题集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⑩

常设性集市是比期日市更高层次的市场形态,一般已形成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和较为稳定的运作机制。在历史上,这种市场曾长期局限于城市之中,是古代早期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晚唐以降,常设市逐渐由城市向农村扩散。但北宋时期农村地区的常设市大多兴起于镇级中心地,只有少数是由一般乡村集市发展形成的。进入南宋时期,常设性集市的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常设市开始成为乡村集市的一种重要形式。据《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咸淳毗陵志》等地方志记载,浙东台州、庆元和浙西常州等地,都形成了不少较具规模的草市。其中,台州临海、黄岩、天台、仙居等县到嘉定(1208—1224)年间有10多处,庆元府各县到宝庆(1225—1227)年间共有20余处,常州无锡县到咸淳(1265—1274)前期有6处。另据《绍熙云间志》卷下《场务》载,绍熙(1190—1194)年间,浙西嘉兴府华亭县有14处草市设有税场。在宋代,一般情况下只有草市的交易活动和市场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当地官府才会派设专门性的税务机构。显然,上面所说的草市大多已经摆脱定期集聚的形态,发展成为每日贸易的常设性集市。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形态的日趋成熟和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乡村集市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工商业人口,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业街区。如鄂州城外的南草市,“廛闬甚盛,列肆如栉”,其街市绵延数里,有居民数万家,为“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B11;同州的青山矶市亦颇为兴盛,“通衢万家市,巴商杂越旅”B12;饶州的石门市,“市井甚盛”B13;汀州的何田市,“市井阛阓”B14;平江府的半山桥市,“民居辐辏,朝夕为市”B15;镇江府的丁桥市“水可舟,陆可车,亦农工商贾一都会”B16;绍兴府的斜桥市,“多客邸,四明舟楫往来所集”B17,市上有许多客邸,供往来客商休息;嘉兴府的濮院市到南宋后期已成为太湖流域南部颇为著名的丝绸生产和交易中心,“轻纨素锦,日工月积,濮院之名,遂达天下”B18;江阴军的江下市一度是太湖流域北部海外舶货的贸易中心,其市场规模超过了军城,“商船倭舶岁尝辐辏,故市大于城闉”。后来海外贸易衰落,但国内贸易仍十分活跃,“高丽、日本不至,非复曩时,而通、泰、靖江之贸易者犹翕集焉”B19。在此基础上,有的集市进而发展为成建制的城镇。如绍兴七年(1137),以德安府仵落市为云梦县城;绍兴八年(1138),以建昌军黎滩市为新城县城,揭坊市为广昌县城;绍兴十九年(1149),以袁州鲁墟为崇仁县城;隆兴二年(1164),以韶州洲头津市为乳源县城;嘉定十年(1217),以平江府练祁市为嘉定县城;端平三年(1236),以鄂州青山矶市为黄州黄陂县城。

二、集市活动的新特点

由临时性的村落墟市到相对稳定的期日市和常设市,不仅是乡村集市外在形态的变化,也伴随着内在市场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转变。主题市场的大量出现,夜市的活跃,贸易活动的开放性,都是这种转变的重要表现。

主题市场是以某类商品交易为特色的市场活动形式,属于专业市场的初级形态。一般说来,只有商品流通量达到一定规模,出现内部分工时,才会形成不同特色的主题市场。就南宋乡村集市而言,其主题市场的兴起大多与所在地区的农副业生产状况有着直接联系。一个地区的某种或几种农副业发达,又具有较高的商品化程度,集市贸易就会出现相应的市场分工。如福建南剑州农村多种芹菜,以芹交易为特色的蔬菜集市十分活跃,“两旬之间,芹市再哄”B20。荆湖南路潭州衡山县山区果树种植业发达,该县岳市的果品市场也颇具规模。时人项世安描述说:“晓市众果集,枇杷盛满箱;梅施一点赤,杏染十分黄;青李待下暑,木瓜宁论霜;年华缘底事,亦趁贩夫忙。”B21绍兴府山阴县梅市和项里市周边农村盛产芡实、杨梅等果品,由此形成相应的主题市场。陆游有诗云:“绿荫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明珠百舸载茨实,火齐千担装杨梅”B22,就是对这两个集市芡实、杨梅交易活跃情景的生动描述。平江府常熟县直塘市和吴县横金市地处太湖流域产粮区,都有颇具规模的粮食市场,汇聚了大批本地和外来米商。绍兴三十一年(1161),横金市米商张子颜一次就仓库中拨出储米2500石,用以资助军粮B23,其经营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淳熙(1174—1189)初,直塘市商人张五三专以收粜粮食为业,每次收粜动以数百石计,获利丰厚,“仓禀帑库所储钱米万计”B24。在水乡泽地,水产丰富,渔村水市星罗棋布,鱼虾之类的水产品市场十分活跃,有的集市,“鱼贱如土,百钱可饱二十口”B25。广南西路横州的古辣墟以酿酒闻名,为时人所珍爱。《方舆胜览》卷三九引《桂海虞衡志》云:“古辣本宾、横间墟名,以墟中泉酿酒,既熟不煮,但埋之地中,日足取出,色浅红,味甘,可致远。虽行烈日中不至坏,南州珍之。”由是吸引众多商人前往贩运,汇聚成市。广州城西10里的三角市,周边农村香花种植业发达,由是成为当地花油和香料的交易中心。

夜市的兴起表面上看只是集市活动在时间上的延伸,实际意味着市场活动方式的变化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早期乡村集市往往采取朝集午散的方式,不要说夜市,就是午后的交易活动也不多见。但到南宋时期,夜市越来越多地成为乡村集市的活动形式。这方面,著名诗人陆游在游历家乡绍兴府镜湖流域时所作的诗篇有不少具体描述。如《秋夕书事》中所说的“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晚兴》中所说的“村市船归闻犬声,寺楼钟鸣送鸦栖”;《林间书意》中所说的“三三两两市船归,水际柴门尚未开”等,都反映了当地水乡农民坐船赶夜市归来的情景。农民白天在田间耕作,夜间到集市出售农产品和采购所需物品,夜市正是为适应这种环境而兴起的。在部分地区,还进而出现了邻近集市在活动时间上彼此错开,使日市和夜市结合起来的现象。如绍兴府山阴县的三山市由东市、西市、南市和蜻蜓浦市四个集市构成,其中东市的夜间贸易十分活跃,其他集市则以白天交易为主。

相对而言,由封闭走向开放是南宋乡村集市发展更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其开放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集市活动以多种形式向各个村落扩散,渗透到农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以集市为依托的货担贸易的活跃,便是这方面的表现。各类小商小贩担挑肩扛,深入村头田间,挨家挨户地销售和收购各种日常品,适应了广大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特点。诚如朱熹所说,古时“只立得一市在那里,要买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买物事只于门首,自有人担来卖,更是一日三次会合,亦通人情”B26。这些往来于乡间村落的小商小贩大多是兼业农民,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之余,或将自家所产货卖,或在集市上购入商品再转售,或从农家手中收购某些农副产品再转销集市,从中获取蝇头小利。二是集市贸易越来越多地突破地域限制,直接与地区性和跨地区市场活动发生联系。嘉定十三年(1220),有臣僚上言:“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湾牙之利,北兼顾迳、双滨、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浦、肖迳、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B27这里提到的江湾等10余处集市,分布于浙西平江、嘉兴两府东部的沿海地带,它们不仅与福建、广南、浙东等地形成密切的市场联系,而且商品流通规模巨大。宋末学者方回在回忆其寓居嘉兴府魏塘镇时所看到的集市活动情况时说:“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归售。”B28可见,当地的集市活动与本地和邻近地区城镇的市场往来都相当活跃。类似现象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有限的地区也能看到。如荆湖南路潭州的储洲市,外来商贩云集,“楚女越商相杂沓,淮盐浙楮自低昂”B29。同州的暴家岐市,“据众水之冲,商贾辐凑,舳舻相衔者无虚日”B30。潼川府路泸州的九支寨市,地处蕃汉杂居的山区。时人王质说:“市无翕于沙头,九支次。”B31“沙头”是指江陵府沙市镇,以“四方之商贾辐辏,舟车骈集”B32闻名于世。王质将九寨市与沙市比较,足见其已非封闭的小集市。对外市场联系的不断加强,表明集市活动已不再停留于邻近村落居民之间有限剩余产品的互通有无,而是逐渐发展成为更大范围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集市贸易与农村经济

乡村集市的兴盛,不仅意味着农村商品流通的活跃,更重要的是以集市贸易为基础的农村初级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和由此引发的小农经济的一系列变化。

谈到宋代的农村市场,不少学者往往将乡村集市与镇市等同起来,认为两者是同一层次的市场活动。其实,早在北宋时期,镇市和乡村集市在市场形态上就已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到南宋时期,两者的等级关系更为明显。镇市作为农村工商业集聚地,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腹地,汇聚了更多的商品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简单的集市形式,充当着农村中心市场的角色。相对而言,乡村集市属于较低层次的市场活动,更多地承担基层商品流通的职能。不过,随着地域分布网络的形成和活动形态的变化,原本孤立、封闭的集市彼此之间越来越多地发生横向联系,进而共同构成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农村初级市场体系。以绍兴府镜湖流域和泸州泸川县为例:前者位于山阴、会稽两县境内,东西约百余里、南北不到50里,是东南地区乡村集市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据《嘉泰会稽志》和陆游有关诗文的记载,到南宋中期,该流域分布着30多处大小集市,其中既有较具规模的综合性集市,也有米市、茶市、鱼市、花市、药市、菱市、笋市、樵市、盐市、果市、酒市等多种主题市场。从地域格局来看,流域东部的集市网络构成了会稽县北部农村的商品流通体系,并通过濒临杭州湾的三江口与外部发生市场联系。时人王十朋称三江口一带,“航瓯舶闽,浮鄞达吴,浪浆风帆,千艘万舻”B33。流域西部的集市网络则组合了山阴县北部农村的交易活动,并通过浙东运河与外部发生市场联系。陆游在谈到浙东运河山阴段商品运输的繁忙景象时说:“富商大贾,捩拖挂席,夹以大舻……重载而往者,无虚日也。”B34泸川县位于长江上游,是内陆边远地区集市发展的典型。嘉定末年,全县农村8个乡共有31处集市,平均每乡近4处。其中,宜民乡平均每2.5个村落、430家居民有1处,进德乡平均每1个村落、179家居民有1处,忠信乡平均每4个村落、680家居民有1处,衣锦乡平均每1.6个村落、460家居民有1处,安贤乡平均每4.7个村落、1190家居民有1处,惠民乡平均每1.3个村落、788家居民有1处,清流乡平均3.3个村落、1006家居民有1处,永安乡平均3.5个村落、1188家居民有1处。通过遍布各乡的集市和江河水运,该县的各种地方特产大量输往外地。如衣锦乡“有溪通大江,地产荔枝”,其集市数量多达10处;清流乡“有溪连大江,地产牛乳、蔗、柑橘、盐”,全乡有3处集市。

四、余论

毫无疑问,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发展是相当显著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农村集市贸易的传统模式,而且也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和形态的相应变动,引发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开始发生松动,进而呈现出逐步解体的趋向。这方面,人们有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认为我国古代的农村经济始终是以家庭自给为特征的封闭体系。其实,深入考察传统自然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便不难发现,自给性和封闭性更多地体现于古代早期。入宋以后,尤其是到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兴盛以及在此基础上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开始冲破原有的自给性和封闭性,取而代之的是小农经济的个体性和分散性。不过,以家庭为单元、分散的小农个体经济虽然已不再局限于自给性生产和自足性消费,却极大限制了社会生产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商品经济水平的提升,使之只能停留于小规模、简单化的商品生产与流通层面。从这个角度讲,南宋时期农村集市贸易的活跃,是古代小农经济自我调节的一种反映,而不是本质上的转变。

注释:

①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有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梁庚尧的《南宋的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日]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②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一○《市井门•市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五《商贾货财部•市廛门•子午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B27B4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八、一八之二九、三之九,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⑤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海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周煇:《清波杂志》卷七《吉阳风土恶弱》,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02页。

⑦B17《嘉泰会稽志》卷七《寺院》、卷一一《桥梁》,《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22、6914页。

⑧陈耆:《本堂集》卷八一《奉文本心枢密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61页。

⑩张澍:《蜀典》卷六《风俗类》引《成都古今记》,影印清道光刻本。

B11范成大:《吴船录》卷下,影印清钞本。

B12郝经:《陵川集》卷三《青山矶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13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一《乾道壬辰南归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14B30B35《永乐大典》卷七八九○《汀州府》引《临汀志》、卷五七六九《长沙府》引《暴家岐税务新砌江岸记》、卷二二一七《泸州》引《江阳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19、2526、632—633页。

B15正德《姑苏志》卷一八《乡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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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一年税收多少

问题一：宋朝一年税收多少两 北宋年间，宋朝最高时的税收一年有钱一亿六千多万贯,折合白银一亿六千多万两

问题二：中国古代各个朝代一年税收多少 各个朝代税制不一

据说宋朝最高时的税收一年有钱一亿六千多万贯,但折合白银却很少。

明清大量海外白银流入，折合的白银增多。

明朝税收一年是400万两白银，清朝一年的税收是5000万两到7000万两，

因为宋朝是全部收上来再派发给地方，明朝是地方保留”所需“的部分然后上次国库。而且到了最后，明太祖朱元璋定天下税亩八百万余顷（一亿两千万亩），征粮2950万石，下旨“永不起科”。

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1，也就是3.3%。后来明朝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生意、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也就是在营业额少于26432元以下的免税。

结果到后期，一个耕地面积十亿亩以上，人口接近二亿的国家，赋税收入居然少到连招募二十万真正有战斗力的精兵都做不到。

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明代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不断减少，农业税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明代晚期人们对任何一次增税的行为都叫苦连天，以至当 *** 试图增加赋税时阻力重重

秦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令所有地主和有田的农民自报所占有土地的数额，规定每顷(15亩)土地缴纳饲草3石（120斤左右，每个朝代有出入，差比诶不大），禾秆2石。

汉

初期的赋税承袭秦制。但鉴于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减低了田赋的税率,先规定十五税一,以后又减为三十税一。 这一时期主要税收是田赋和人头税，另有名目繁多的工商和山木产品杂税。不过总体税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有文景之治。

魏晋南北朝

曹魏正式颁布法令，实行计亩而税、计户而征的赋税制。每亩纳粟四升，每户纳绢二匹（一匹十丈33.33米）、绵二斤。

晋武帝规定丁男（16～60岁）按50亩缴田租，丁女按20亩缴田租，每亩租八升。每年缴绢三匹、绵三斤；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均田令》,规定15岁以上男子授种植谷物的露田40亩，妇人20亩，男子每人授种植树木的桑田20亩。产麻地方男子授麻田10亩,妇人5亩。次年颁布征收租调法令，规定一夫一妇年缴纳租粟二石、调帛一匹，1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分别负担相当于一夫一妇的租调额。

这一时期对盐、铁一般实行由国家专营专卖。对酒一般实行课税，有的也设官专卖。市税分为对行商征收的入市税和对坐商征收的店铺税。

对交易行为征收佐税，分为对数额大、立有文据的买卖奴婢、牛马、田宅的输佐和价值小、交易不立文据的散佐两种。

对富户家赀满50万贯及僧尼满20万贯者征收赀税。此外还有口钱和通行税等。

隋唐

隋朝和唐朝初都颁布均田令及租调法。规定丁男（21岁）和18岁以上的中男，各授田 100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永不归还），80亩为口分田。同时颁布《租庸调法》，规定受田丁男应缴纳的田租、调赋和应服的徭役（见租庸调）。

唐中期安史之乱(755～763)以后，由于户口流亡，土地兼并，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遂改行两税，实行“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见两税法)。

这是中国田赋税制史上一项重要的改革，使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人头税向土地财产税转变。并将各种租税加以合并，分夏秋两季征收，简化了征收手续。

这一时期对食盐、酒、茶有时课税，有时免税，有时专卖。唐代后期除恢复征收矿税、关市之税外，还开征以房屋为征课对象的间架税和对交易所得与公私支付钱物征税的除陌钱。

宋元明清

宋代田制分为民田与官田两类，仍沿用两税法，一般按每亩年纳一斗（10斤左右），江南等......

问题三：宋朝一年的税收是多少 1亿两白银

问题四：国家一年税收多少2o15 清中期约有7000至8000万白银 清后期约有1.2至1.4亿白银 当时一两银子=120元 北宋中期以后平均年财政收入在六千万贯上下 南宋的财政收入则常年保持在一亿贯以上，宋朝财政收入的最高数字一亿二千万同样是南宋创造的 一贯=1000文 宋朝一贯大约相当于现在600元 明朝一年税收就少的多，约200万两，当时一两=240元。因为当时明朝税收收不上来。

问题五：宋朝 *** 的年收入有多少？ 宋朝最高岁入有1.6亿两白银，按照一两白银等于20斤熟牛肉，一斤熟牛肉等于20元人民币计算。

宋朝的财政收入达到了640亿人民币弧而当时的税率是坐商3%,行商2%,农业税收只占30%,税率

不知。都按3%算，GDP已经达到640/3%=21333亿人民币。

问题六：明朝一年税收多少啊？ 不同时期是不场样的，一般就维持在三四百万两白银。但是，我大明朝的税率为历史最低，四十税一，商税是三十税一，秦朝是十税六或者八，其他朝代也都很高

问题七：宋朝城市居民缴纳的税多吗 (1) 指社会物质生产、流通、交换等活动。如我们农业经济的急速发展。

(2)生活用度；家境。如经济宽裕，经济拮据。

经济，人有着自身的消耗需求，物质资源因而得以认知与定义，而同时，货物有着其自身的界限与范围，因人的需要而产生作用。这样的一种基于人体需求而存在的时效性用途，在人的思维认知之下，而给予了它一种表面性的客观价值，从而在人的一定的思维下被普遍接受，从而形成一种基本的思维常识。

如此，货物得以确定规格，在人的相互认定之下继而得以流通，人与人之间也就有了置换与交易...而同时，人有着自我意愿上的偏向与取舍，这也就决定到了所需物质的每个方面...或许，这样的一种以货物的客观价值为共知，以人的自我意愿为前提，由此而产生的合理有序的人类活动，是为经济。

经济之下，由人的意愿和对货物的价值认定，而产生公平自由的交易原则，而同时，各种各样的意识、行为、交易的出现和发生，都在人的理解之下，或许，这样的一片、整体的意识思维的承载，就是场，随着人的意愿而自由伸展。

问题八：宋朝到底富裕到什么程度？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ZF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

问题九：宋朝时中国有多富有？ 有多富只要看史书上这句话：当时的辽国、金国、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

宋朝经济

宋太祖建国时就确立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买卖自由，并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租佃经营成为重要的土地经营形式。租佃契约期满后佃农可以自由决定终止或续约[15]。人口流动性增强，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有学者认为宋代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16]。宋代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总计58个国家[来源请求]通商。南宋初期对华南地区的大规模的全面深度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从此完全取代华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

农业

北宋初期大面积开荒，土地不抑兼并，农田规模扩大，为提高耕种效率，注重兴修水利，改进农具，改良品种，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宋廷掌握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到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达到耕地面积顶点7.0亿亩.各种新的农具在宋代出现，例如新式水车龙骨翻车和筒车。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到一石半，江淮，两浙，福建，川陕，荆湖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17]。两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苏州）为代表，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或“苏常熟，天下足”（指苏州和常州）之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宋朝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18]，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糖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19]。

手工业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仁宗在位时代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盛唐年间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南宋时，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南西路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廷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县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第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东南亚、南亚、中西亚等地。北宋时，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

问题十：宋代的税收来源主要依靠哪一地区？ 两宋的赋税，主要是继承唐代两税法而来的二税以及其他一些承继五代弊政而来的苛捐杂税。二税是对土地产权所有者收地税，其征税对象既包括地主，也包括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其他的苛捐杂税，有只针对产权所有者的，如支移、沿纳、折变等；也有针对所有国家居民、按人头摊派的，既有地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包括佃农在内，如丁盐钱、丁绢等。从理论上来说，在产权私有的状态下，无论何种赋税征收方式，都是来源于土地收益权的再分配。因此，宋代的赋税是建立在地租基础上的再分配，是集中化的地租。

而宋朝时经济重心的南移基本已经完成，南宋真正完成。赋税主要来字南方江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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