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浮雕抖音带货(抖音浮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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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王处直墓中的石刻浮雕里,武士浮雕为什么要踏踩牛和鹿?

王楚墓为彩绘浮雕武士石,是我国的国宝级文物艺术瑰宝,1994年又被称为“海王归来”。五代时,王楚墓的走廊被盗,一时间,珍贵被盗文物杳无音讯,到2000年3月,其中一幅武士浮雕突然出现在美国,并准备拍卖。

在中美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拍卖活动成功停止。接下来,中国依法要求对这位勇士进行救济。另一块浮雕武士石是大收藏家安思远先生捐赠给中国的。这两幅武士浮雕呈长方形,为曲阳白玉,高113.5,宽58,厚11.7厘米。武士身穿盔甲,手持宝剑,站在一头公牛形的鹿角怪身上,头上戴着凤凰和珠子,这是佛教护法之神的形象。在古代,有一种特殊的头盔叫“斗摩”。头盔两侧有两件东西,像帽子的翅膀一样,被称为“邓香”。

整个浮雕雕刻精美,无论是战士盔甲上的图案,头盔上的图案,还是龙身上的鳞片。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颜色。古代的白色大理石雕刻一般不上色,这件作品根据服装的需要涂上各种颜色,大部分都是耀眼的红色,连战士的脸和手都是红色的。还有黑色,棕色,蓝色等等。头盔、护目镜和一些部位也涂上了金粉,这表明这位战士穿着金盔甲。

从武人的服饰和面容特征来看,都反映了唐代人的风采和面貌,众所周知,唐代的艺术作品中的人都是丰满而肥胖的。丰满是美丽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宋代人的审美偏好逐渐由丰满向苗条转变。五代时期,这一浮雕武士形象不仅受到唐人丰满形象的影响,也没有宋人追求的苗条形象。

盗墓贼在墓室后洞中盗取墓室中的随葬品,在建墓之初,为了防止挖掘,建设者用石砖将前后室进行封堵和伪装。这时,小偷没有进入前室,前室的文物也没有被抢。1994春季,陕西省西安和咸阳的一批罪犯带着炸药来到西安盐川。

重庆旅游最具代表性的景点有哪些?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重庆最具代表性景点公布 奥陶纪,洪崖洞,朝天门上榜”,可以参考参考,以下是榜单正文,来源于网络。

近年来重庆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大小黄金周游客人山人海,甚至会封闭一座跨江大桥来让游客拍洪崖洞的美景,随着今年十一黄金周的实力宠粉,重庆进一步夯实了“网红城市”的根基,那哪些景点最能代表重庆?即将到来的春节,我们到重庆应该去玩哪些地方?

村游网近日评出了“重庆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奥陶纪、洪崖洞、解放碑、武隆天生三硚、长江三峡、磁器口、长江索道、大足石刻、朝天门和李子坝上榜。

获评者七大标准

重庆这几年很红,以上“重庆最具代表性的景区”,按照七大标准进行评比,包括:山城特征、热度排位、旅游人数、景点规模、接待能力、人均消费、品牌影响力。

获评者最高分是万盛奥陶纪,获得了89分;洪崖洞第二,获得了79分;解放碑第三,77分,这一排名多少有点出人意料。

重庆旅游专家王峰表示,以上评判标准,突破了传统的评价标准,综合了现代传播手段和影响力,还有游玩项目的多样性,体现了游客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喜好程度,而不是只用一个“印象分”作为标准进行评判,相对比较客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这也是这一排名的公信力所在。

能体现山城特色

这十大获评景点,具有很多共性:重庆又称山城,最能代表重庆的,一定是能体现山城特色的景点,上榜的这十个景点,绝大多数都是体现山城特色的。

外地人到重庆必打卡的洪崖洞,整个景区就建在崖壁上,这里11层平街,4层平街,1层也平街,入夜如同《千与千寻》里的汤屋,与嘉陵江相伴水天一色;朝天门在今年9月来福士广场建成后,已经是观看重庆江城山城的最佳去处,两江在这里交汇;李子坝轻轨穿楼也建在崖壁上,到底是先有楼还是先有轻轨,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烧脑;长江索道,正因为两山夹一江,才有这样独特的交通方式。

主城区外的奥陶纪,开创了“悬崖景区”这一独特景区形态,整个景区的项目都在崖壁边展开,悬崖深度超过了洪崖洞,这也是这两年重庆新晋的热门景区;大足石刻建在北山之上,它与长江三峡一样,都是重庆的世界文化遗产;武隆天生三硚,因喀斯特地形的山中有一个镂空的洞而闻名,它们都与“山”相关。

能保持网络热度

网络热度是体现这些景点到底有多少人打卡的重要指标,也客观上体现了年轻人对这个地方的热衷程度,还能体现这个地方的生命力——更多人愿意传播这里,在网上获得更多的流量,意味着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过来。

上述这些景点,就是经常在网络上能被看见的地方,比如在奥陶纪,在抖音的重庆必打卡景点期待热度中排第一,抖音全国必打卡十大景区即热门话题数量上排第二,在西南区域外地游客必打卡景点中排第一,随便发个悬崖秋千上尖叫的玩家,你的抖音就算没几个粉丝,也可能引来上百万的浏览量,点赞几万是常事;李子坝轻轨穿楼,你能看到好多人张大嘴巴,拍“吞下轻轨”,或者是打开书包装下轻轨,这些都是能在朋友圈引来惊呼的独特照片;解放碑这个重庆的中心,最带火它的就是不齐舞团,这个粉丝千万级的IP让解放碑成为了最好的背景墙。

影视片的传播,也赋予了这些景点魔性,比如长江索道,都不知道出现在了多少影片中了,而奥陶纪就有陈学冬等流量明星前往拍综艺节目。

独特性难以复制

如果一个景点很容易被其他景点模仿,那很快热度就会被分流,比如全国都在建的玻璃吊桥,失去了“代表性”的意义,而那些有独特性的景点,就是大家不远千里都要来的打卡圣地。

李子坝轻轨穿楼,跨座式单轨在中国是稀有的,而列车靠山穿过一栋楼,这就是稀有中的稀有,难怪下面要建一个观景平台;长江索道,是长江上唯一当做交通工具的跨江索道,虽然现在主要是旅游功能了,但在这样一个小轿厢里面摇摇晃晃的过江,有一种穿越感;奥陶纪的“步步惊心”、“悬崖秋千”等,都是原创项目,A字型的天空悬廊,也是全球最长的悬挑玻璃走廊,还有一众的新项目在悬崖边展开,作为全球高空项目聚集地的奥陶纪,已经难以被其他景区整体模仿。

以上都是注入了“人工”的景点,原生态的长江三峡,这种大江大河上的峡谷风貌,世界罕有;大足石刻是唐宋开始塑造,现在就是祖先留下来的遗产,国内这些石窟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多样性让人打卡

这十个景点,不仅有山城特色这样的共性,也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让游客都愿意去打卡,而不是去了这个就不想去那个了。

这里面的解放碑,是重庆地标,是重庆这座城市的精神象征;李子坝轻轨穿楼,体现了重庆的交通和山地特色的魔幻交织;洪崖洞,反映了山城、江城和独特建筑形态的浑然一体;磁器口是千年古镇文化;朝天门是江城、山城与整个城市面貌的集中体现;长江索道折射了重庆这座被两江分割的城市曾经的交通形态;新兴景区奥陶纪,因为项目的惊险刺激,被外媒评为“全球九大最惊险高空项目之一”,是悬崖边寻求挑战的全新玩法,将山城特色在山区发挥到了极致。

重庆这两年的红,不是西安摔碗酒、成都熊猫基地这样的“一点独大”,而是很多点一起红,城市的魔幻,景点的多样性,让人一到重庆就想多玩几天,把美景混合着火锅、小面等美食,装进自己的美好记忆里。

这些是官方从各个方面的分析评分给出的重庆最具代表性的景点,那作为游客最喜欢重庆那些好玩的地方呢?

昭陵六骏是哪个朝代的浮雕石刻?

昭陵六骏是唐代的浮雕石刻。是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立于陕西省礼泉县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内的6块大型浮雕石刻,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

创作过程:

贞观十年(636年)十一月,唐太宗在为自己营建昭陵时,想到了曾经与他屡立战功的六匹战马,决定用青石雕刻六骏的形象,据传,唐太宗令画家阎立本先把“六骏”形象画出,然后令石刻家阎立德刻在石屏上,这些骏马雕成以后安置在昭陵北面献殿前的东西两厢,故人们在习惯上称之为“昭陵六骏”。

文化寓意:

李世民组织创作浮雕“昭陵六骏”,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纪念战马,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人类历史上,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家畜。由于它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古今中外以马为题材的艺术作品经常出现,并逐渐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是时代精神气质的反映。

抖音上的瑞尼世家手表是真的吗?

是的。

每一块POETSCH腕表都会从源头机芯抓起,通过测试频率杜绝不合格产品,并采用了S686两地时机芯,上足发条,静止状态下可以走50多个小时。

表壳采用金属纯手工技艺打造,真空炉内电镀,且壳圈周围有一圈磨砂工艺打底,在浮雕一圈高光花纹,展示出一种复古的古代工艺。

表带主要有意大利牛皮、猪皮表带、鳄鱼皮、铂金等,而比较出名的款式则有星座、黑金潜艇、鹦鹉螺等。

扩展资料

瑞尼世家品牌创始人本就是个手表收藏爱好者,因对手表的极端热爱,历经多年的积累和酝酿,选用了拥有手表制造经验的技术团队,结合各大百万级名表的优势打造出世界级名表。

瑞尼世家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通过,主要提供项链首饰、翡翠、贵重金属盒、银制工艺品、珠宝首饰、念珠、未加工或半加工贵重金属、手表、钟、角、骨、牙、介首饰及艺术品等服务。

参考资料来源:永州新闻网-瑞尼世家,值得每一位藏表爱爱好者收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瑞尼世家

唐桥陵:神道石刻甲天下

唐睿宗李旦的桥陵在渭南市蒲城县城西北15公里的丰山之上,修建于“开元盛世”时期,国模宏大,气势不凡。1988年1月13日,这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代帝王陵墓大多依山而建,在地面上保存着大量的石刻。提起唐代帝陵的石刻,大家都会想到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但是桥陵的石刻形体比乾陵更加高大和精美,只是“藏在深闺人未识”罢了。

1982年8月,国家文物总局顾问单士元先生,参观完唐桥陵之后,激动地向大家说道:“这些石刻经过千年风雨,仍然栩栩如生,在国内很罕见。人常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看桥陵的石刻艺术,也算得上‘甲天下’了!”

2007年11月25日,我第一次来到唐桥陵,便被这里的石刻震撼。在桥陵的南门外,有一条长625米的神道,两侧矗立着36件高大的石刻,由南向北依次为石柱、石翼兽、石鸵鸟、石马、石人、石狮等——

 

1、 石柱

又称“华表”或“望柱”,位于神道最南端,如同门阙一样,分立东西两侧。石柱通高约8米,由底座、柱身和顶三部分组成:底座为正方形,雕有12瓣覆莲,侧面有神兽和花草纹的线刻图案;柱身为八棱形,线刻缠枝卷叶纹和天马行空的图案;柱顶上层为仰莲承火珠,中层为八颗连珠,下层为覆莲和八角形座。

 

2、 石翼兽

石柱北侧的翼兽,俗称“独角兽”或“獬豸”,为桥陵神道上最著名的石刻。翼兽身高约3米,由一整块青石雕刻而成,体形巨大,怒目露齿,两侧有双翼,四肢较短小。腹部下方有一个石柱,上承兽体,下连石座,表面浮雕卷云纹。据说,东侧翼兽的底座上,雕刻有“富平田氏”四字,或许它是当时工匠的信息?

 

3、 石鸵鸟

翼兽的北侧,约28米之处,放置着一对高浮雕的石鸵鸟,雕刻在高约两米的石屏表面。鸵鸟的腿,一前一后,立于山上;曲颈回首,紧贴双翼,眼睛炯炯有神,好像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4、 石马

石鸵鸟北侧,排列着五对石马,代表当时的仪仗,也被称为“仗马”或“鞍马”。石马东西相对,南北两马之间,距离均为28米。石马的高度在1.7米至2米之间,身体的长度在2.3米至2.6米之间,虽然具体的形态不同,但是远远望去,队列整齐划一。

 

这些石马大多残缺,只有东侧南起第二匹石马保存完好。石马的四肢与底座连为一体,体型健壮,精神抖擞。鬃毛被剪平整,额前装饰着钖,两耳旁边有镳,胸前的皮带上悬挂着大量的杏叶。

 

这些石马大多昂首挺胸,目视前方,巍然矗立。但是,西侧南起第四匹石马,头部却微微向北转去,望向高大的桥陵陵山。它是工匠有意而为?还是随便地发挥想象?成为队列里的一个小插曲。

 

5、 石人

俗称“翁仲”,原本有10对,东西相对,南北排列,间距也为28米。石人的身高在3.67米至4.28米之间,高大雄伟,正气凛然。它们代表唐代的直阁将军,守卫着唐睿宗李旦,保护桥陵安宁无事。

 

这些石人均为武将的装束,头上戴鹘冠,中间饰飞鹰,身着高斜领宽袖袍,褒衣博带,袖口过膝,脚穿高头履。双手拄剑,庄严肃穆,有的凝视远方,有的垂眉沉思,有的面带微笑,形态各异,惟妙惟肖。

 

东侧南起第四件石人,体量、服饰和外观均与其他石人一模一样。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双手拄剑,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右手的小拇指微微翘起,竟然呈“兰花”状!

 

在西侧石人队列的最北端,树林里站立着一件体型较小的石人,高约1.28米,头部残缺。他是谁呀?为什么站在此地?过去,一直存在争议。近年,经过考古发掘,在这里发现一处蕃酋殿遗址,证明它可能是殿内的外国使臣雕像。

 

6、 石狮  

神道的尽头,蹲坐着一对石狮,矗立于朱雀门左右。石狮子高约2.8米,雌雄分明,张目露齿,挺胸昂首,肌肤丰满。它代表守护陵墓的威力,乃帝王不可触犯的象征,给人们的心灵带来震慑和震撼。由此进入南门,便是桥陵核心区域,唐睿宗李旦长眠之地。

 

蒲城桥陵神道的石刻艺术,不仅继承了汉魏六朝的传统技艺,还发挥了唐代人自己的写实手法,生动地表现出各类石刻的精神面貌,充分体现大唐盛世辉煌的艺术成就……

中国文化变迁的例子

第一个十年:电影和音乐显露大众文化潜质

40年前,中国人刚刚走出大一统样板文化的阴影,尚不知大众消费文化为何物。大众文化消费是以精英文化为代偿。这是因为,精英文化较为敏感,觉醒得更早,而此时的大众文化消费还只是一种潜流,只能借助精英文化来表达。比如在文学方面,反思文学(其代表作为1977年11月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伤痕文学(其代表作为1978年8月11日发表于《文汇报》的卢新华的《伤痕》)、改革文学(其代表作为1979年2月发表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都曾在大众中广为流行。戏剧舞台在经历了最初的复排热潮之后,遂有了北京人艺的《丹心谱》(作者苏叔阳,1978年3月25日首演)和上海的《于无声处》(作者宗福先,1978年10月首演),也曾风靡大江南北。

电影已经显露出大众消费文化的潜质,《大众电影》的发行量和“百花奖”的投票量都曾达到八九百万;《大众电影》1979年第五期封底刊登了外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男女主角接吻的剧照,尽管有人写信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宣称社会主义不需要拥抱和接吻,但天窗既已打开,风雨之后,总是要见彩虹的。只是电影的表达方式仍以精英为主导,第四代、第五代的许多影片至今仍令人怀念,但正是他们的创作,最终导致了票房危机的发生,迫使电影界去探讨好莱坞商业电影模式。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大众文化消费方式的电视,这时还处于初创阶段,1978年5月1日,原北京电视台正式更名中央电视台,这一年播出的电视剧仅有微不足道的8部,每部最多不会超过3集。

《大众电影》1979年第5期封底照片

流行音乐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大众文化消费最活跃的因素。上个世纪70年代最初几年,《外国民歌二百首》和部分港台通俗歌曲已在一些青年中流行。1978年以来,邓丽君和台湾校园歌曲在东南暖湿气流的裹挟下北上,《何日君再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开始被人们四处传唱,《外婆的澎湖湾》《蜗牛与黄鹂鸟》等亦流行于大学校园。1980年的北京街头,已能看到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提着录音机,跳迪斯科的青年。这一年的2月,第一个流行歌曲排行榜诞生,以《太阳岛上》《泉水叮咚响》为代表的15首流行歌曲榜上有名。而李谷一的一首《乡恋》,更以惊世骇俗的“靡靡之音”和气声唱法,引发了长久的争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电视剧和电影回归大众文化本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大众文化消费的爆发期。电视剧影响力迅速上升,成为大众文化餐桌上的一道主菜。最初是靠引进以弥补节目的不足,从日本的《血疑》《姿三四郎》,巴西的《女奴》,美国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到中国香港的《上海滩》《戏说乾隆》之类。尽管有过许多争议和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观众排遣寂寞时光,休闲娱乐,不能没有这样的消费方式。国内电视剧生产者很早就为电视剧的通俗化做出过努力,虽然《敌营十八年》作为最初的尝试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质疑,但国产电视剧的通俗化进程并没有因此而终止。《西游记》《红楼梦》《乌龙山剿匪记》《篱笆·女人和狗》《济公》《末代皇帝》《便衣警察》《公关小姐》《上海的早晨》《上海一家人》《月朦胧,鸟朦胧》《庄妃轶事》《唐明皇》《秋海棠》等众多作品,对长篇电视连续剧的讲述方式及题材的多样化做了有益的探索;而《渴望》《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京都纪事》《皇城根儿》等,则尝试了室内剧的生产方式,这些都大大推进了电视剧消费市场的形成。

电影对商业模式的尝试或探索,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晚期才有了较为自觉的意识。冯小刚的贺岁片与张艺谋《英雄》式“大片”从不同的方向开启了电影商业化的进程,而市场机制的引进,加入WTO所带来的开放电影市场的巨大压力,以及传统电影发行体制逐渐为院线制所取代,给电影的商业化创造了机遇,提供了条件,电影因此回归大众文化的本性,成为2000年以后大众狂欢的滥觞。

1990年代通俗文学的初兴

文学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精英式写作的狂欢后,进入90年代,无论实验的、探索的还是观念式的写作,都受到读者的冷落而日渐边缘化,取而代之的则是通俗的大众文学。这个过程其实在80年代就开始了。最初是从海外引进的金庸(包括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以及琼瑶的言情小说,并在读者中造成了广泛和持久的影响。接下来,民国通俗小说成了出版商的“摇钱树”。自清末直至1949年前,凡具有一定可读性、又允许重印的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几乎都被反复重印了不止一遍,有的甚至再版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像张恨水,怕是印得最多的,至今还在印。除张恨水外,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以及张爱玲的书,都印了不少,深为广大读者喜爱。这种“重印热”至今未见冷却,随着一些作者的书成为公版书,甚至还有增温的趋势。

把张爱玲归入通俗文学一脉,有人也许会不高兴,不甘心让她与张恨水之流为伍。但如果我们将20世纪通俗文学的历史联成一条线,就会发现,《海上花列传》和张爱玲恰恰居于这条线的两端。作家阿城有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和传统,本来就是通俗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乃至张恨水的流行,可以作证;而“五四”以后的精英写作反而是个“另类”,直到张爱玲才拨乱反正,重振通俗文学的主流传统。海外著名学者李欧梵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就像来自香港的李碧华,她的小说中有对现代性的反省,但说到底也还是通俗文学。

这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精英文学写作的持续高烧和读者数量的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则是通俗文学单靠海外引进和翻箱底儿支持着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这几乎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景观。在最初的若干年,通俗文学写作实在很有限。当年有一位作家叫苗培时的,为《北京晚报》创作过连载小说《慈禧外传》,还有人写过少林寺的海灯法师、故宫里的神秘传说等,但都不成规模,不成气候。作为补充,通俗杂志开始广为流行。《故事会》的发行量曾达到八九百万,《知音》《家庭》的发行量也相当可观。据调查,《故事会》的读者群,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对于他们的文化消费需求,我们的文学家们做得怎么样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不缺少写作通俗文学的作家或尝试通俗化写作的作家,也产生过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90年代初有过汪国真的诗,小说有过《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但都是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一般,很快就消散了,看不到后续的成果。当年,有一个“香港女作家雪米莉”,这是四川作家田雁宁与几个朋友共同创造的一个品牌,曾在图书市场上驰骋过一段时间,但也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表面看似乎是经营过度,损害了这个品牌,其实还有更加内在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整个文学界对通俗文学一直持有根深蒂固的歧视,看不起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家,有些作家偶然为之,也羞于提起,有些作家索性就转行了。还有些作家为了弥合想象中的读者与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也曾做过通俗化的努力,但由于这种努力是从精英文学的标准出发,试图提高(实则阉割、改造)通俗文学的品质,所以收效甚微。试问,40年来,我们有过能和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乃至金庸、琼瑶,或李碧华比肩的通俗文学作家吗?我看是没有。

不过,退一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也有过发展比较好的作家和文学类型,比如善于写警匪加言情的海岩,就显示出一定的持续创作的能力和潜力。还有所谓官场文学,尽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压,却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继张平、王跃文之后,我们还看到有写作《驻京办主任》的王晓方。这些都是传统写作中比较难得的通俗文学的成果。

2000年后网络写作的兴起

通俗文学的真正改观,却是2000年后网络写作的兴起。有消息说,网上发表的小说,一年已达百余万部,这在传统的文学生产体制中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就类型而言,则有玄幻、悬疑、盗墓、穿越、武侠、言情、商战、职场、官场、青春等等。其中一部分作为图书出版之后,发行量动辄都在10万册以上,有些甚至达到数十万、上百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精英文学或精英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通俗写史和通俗读史的读写相长,水涨船高,知名写家层出不穷。历史固不同于文学,但兴起于网络的通俗写史,往往在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唐宋以来变文和话本讲史的传统;而读者的态度也并不以此为学究式的历史专著,而以消闲、解颐,间或取得一些历史知识为目的。

实际上,网络写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强劲的势头。既然不被主流文学界认可和接纳,便以一种自我放逐、放任自流的方式生存和发展着。在资本和技术的支持下,全新的传播手段以及阅读方式,给网络写作者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无论写作者、作品,还是读者的数量,都以几何级数增长,其规模常常令人叹为观止而又忧心忡忡。近年来,从中国作协到各省地方作协,都在大力发展网络作家,将其组织化,并规范其写作,引导他们向主流写作靠拢。但以网络作家数量之庞大,以及作为作协会员的网络作家数量之微不足道,要改变网络写作的状况,在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尽管作协试图给予个别网络作家以世俗所看重的社会地位,但是,文学界对于网络写作的态度和评价,整体上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看来,文学价值观、趣味观的转变,要比在组织上接纳网络作家难多了。

票房·抖音·郭德纲:

大众对娱乐的无尽欲望

无疑,网络写作的繁荣是大众文化在2000年后进入狂欢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电影票房的爆炸式增长,亦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在2000年后的标志性事件。资本的大规模介入、新的消费群体的形成,以及网络写作所提供的内容支持,使得电影(包括电视剧和游戏)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事实上,网络写作已成为最重要的影视、游戏各种IP的供应商,而影视、游戏作品亦反哺网络写作者,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相生相长的动态格局。同时,新兴的网剧、微剧、视频直播、短视频、抖音等更因传播、收视的便捷而吸引了大批青年观众。电视综艺节目的泛滥亦是2000年后大众文化野蛮生长结出的一枚硕果,在收视率的胁迫和诱导下,以迎合观众趣味为诉求的每一次节目创新或改进,都进一步刺激了大众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

至于戏剧和舞台演出,我们不能不提到赵本山和郭德纲,二者都是大众文化消费的宠儿,没有他们,这个世界定会显得异常寂寞。当孟京辉带着他的《恋爱的犀牛》重新回到戏剧舞台的时候,他已经褪去了“先锋”的蝉衣,把戏剧变成了可以向青年兜售的时尚。与需要自我更新的孟京辉相比,开心麻花、戏逍堂等就显得轻松得多,他们诞生于市场经济浪潮中,没有太多的负担,可以直接面对观众娱乐身心的要求,放手搞笑搞怪,以无厘头的表演,天马行空的情节,赚取观众的笑声。

对大众文化应更加宽容和理解

改革开放40年给大众文化带来了繁荣和发展,固然有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原因,也有大众文化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是政治上的思想解放,政策有了明显的松动和放宽,这才有了外来文化如文学、歌曲、影视作品的引进及民国通俗小说的重印,从而改变了其过去受冷遇、没地位的处境,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种表现。

其次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原则,也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要讲求经济效益、市场份额,作家和出版商要考虑读者的口味,电影、戏剧要考虑票房,电视也要考虑收视率,大众文化自然大行其道。特别自1990年代以来,精英文化失去了往日社会群体的呼应,创作本身也越来越专注于对自身的探索,这也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

最后是文化观念的进化。多元共存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更加宽容和理解。

所谓大众文化,应该是以城市平民或市民为一般诉求的文化形态。它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上都具有通俗化和流通性的特征。就其功能而言,它强调娱乐和消遣的性质。它的传播则遵循了市场经济的逻辑、等价交换的原则,其运作方式与一般商品是同构同质的。既然如此,大众文化的生产方式,就以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能否获得快感和愉悦为追求。在现代社会,它又是一个由资本控制的,大规模生产、复制的过程。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大众文化的本性,这也是大众文化的未来最令人担忧的。

不过,大众文化的叙述模式往往是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的肯定,是对细节的推崇甚至张扬,是努力呈现一个屡经周折而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即所谓大团圆式的结局。而这正是大众文化最不能见容于精英文化之处。我们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戏剧,作为对大众文化及其密切映照的中产阶级自满心态的反抗,正是要从个体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细腻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和脆弱。而精英文化的另一翼,现实主义文学(包括电影和戏剧)则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出发,更看重文化对于现实的深刻干预和批判,并担负起走在群众前面,充当起时代号角的责任。因此,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更多地带有“帮闲的、市侩主义的、色情的,和种种堕落的、黄色的倾向”,而“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这样一种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在文学界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情形正是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关评价所造成的,也是制约通俗文学发展和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仅通俗文学的价值应该得到承认,通俗文学对小说艺术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以消遣、休闲为目的的阅读趣味,以及老百姓一代代继承下来的欣赏习惯,其正当性也应该得到承认,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作家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才能从整体上提升通俗文学写作的水平,从而在今后的时间里,使通俗文学的面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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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22-10-19 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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